2023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指明了未来我国的发展方向,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作为一个档案er,我们自然要问,这样的一份规划会对档案事业未来的发展产生什么影响?档案界应该如何找准自身在数字中国建设中的位置?
其实,《规划》早已将答案告诉了我们。《规划》指出数字中国建设将按照“2522”的整体框架进行布局,即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两大基础”。推进数字技术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深度融合,强化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和数字安全屏障“两大能力”,优化数字化发展国内国际“两个环境”。
小编认为,《规划》对“两大基础”的强调正是档案发展的新机遇所在,因为无论是数字基础设施还是数据资源体系,都与档案紧密相关。
首先,档案相关部门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参与方。《规划》中强调,要整体提升应用基础设施水平,加强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同时还需要深入推进IPv6规模部署和应用,合理梯次布局。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要升级网络设备,包括软件与硬件。基础设施是一个地区或一个行业发展的重要保障,以前我们常常说“要想富先通路”,而到了互联网时代,资源的种类更加丰富,数据成为亟待开发的生产要素,谁先通上了网,谁的数据资源就有更大的可能发挥价值。从前发展水平稍微落后的地域与产业也因此迎来了“翻盘”的机会。从宏观调控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则强调面向那些目前相对弱势的地域及产业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与帮助。不同于传统的水、电、道路,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涉及更多协同方,影响也更加深入全面,衣食住行、各行各业都需要网络支持。
档案部门的独特性正好与数字基础设施的部署逻辑相符。无论是什么社会系统,档案部门负有保管该系统内各部门移交档案的重责,这也意味着它是多部门过往记录的“集成库”,换言之,不同部门数字转型都无法“摆脱”档案部门的影响,它们势必要考虑到它们保管在档案馆的档案资源问题。因此,档案相关部门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部署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
话又说回来,“塞翁失马”,档案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的紧密联系也意味着档案部门会受到协同不力的很大制约,因此,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中档案部门对于业务系统的统一化、协同关系的明晰化需求是非常突出的。总之,无论当地或者某产业想要谋求更大的发展还是档案部门本身更好的履职,档案相关部门都应该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中努力发出具有学科特色的声音。
其次,档案信息本身就是一座尚待挖掘的宝库,高效管理与充分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是数据资源大循环的重要一环。三年前,数据首次被纳入生产要素的范畴。随后,哪些数据能够称为生产要素;如何激发数据的生产要素潜能成为热门话题。本次《规划》又一次强调,要推动公共数据汇聚利用,释放商业数据价值潜能。这两点正好与档案界的转型方向相符——针对存量与增量进行改革。
根据国家档案局的统计结果,截至2021年底,全国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开放17549.7万卷、件档案。其中,新中国成立前档案3325.3万卷、件,新中国成立后档案14224.4万卷、件。然而,从利用率上看,2021年全年仅提供利用档案2407.4万卷、件次,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比起丰富的馆藏资源似乎还有一定的差距。另外,国家档案局并未统计利用情况中数字档案的占比。
档案作为真实可靠的原始记录具有信息密度大、格式统一、结构化程度整体较高的特点,比起其他类型的数据有一定的转化优势,进行数据挖掘与利用的基础条件较好。无论是什么行业什么部门在进行职能活动时都势必会留下档案信息,但传统模式下这些信息常常只是被搁置在一旁,只负责“独善其身”。当然,有很多实践人员反映,这其中也有苦衷:档案数量过于庞杂,利用所需知识存储大而人手与资金相对短缺,根本无法顾及大规模的档案开发。但本次两办发文专门强调了数据资源的大循环,档案界应当及时抓住机遇,积极融入到循环中,创造自身的价值,摆脱从前等待利用的被动地位,主动谋求发展。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主要通过两方面的努力:一是对存量的历史档案进行数字化保存与利用,建设数字档案馆;二是积极与相关部门衔接,处理好现行文件归档问题,建设智慧档案馆。
2023年3月7日,根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议案,组建国家数据局。引发了信息资源管理领域又一次大讨论,大家都在议论这一举措的意义是什么?更有激进者认为,国家数据局的成立意味着传统的信息管理机构,如档案馆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档案馆的独特定位是什么?能否适应数字中国的发展需要?甚至说,是否会被淘汰?事实上,《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的两大基础建设中已经指明了档案界未来的可能性,若不想被时代淘汰,势必首先要进行“自我革命”,至于未来要如何落实跟进两大基础建设,便需要档案er们齐心协力攻坚克难。
文章来源于数字档案管理 ,作者王亦婷